一、中美貿易戰簡述及分析

美國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問題的301調查始于2017年8月，美方提出主要針對中國不合理的、歧視性的、傷害美國知識產權、創新和技術轉讓的法律、政策、規定、行為展開調查。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公布了對中國301調查的結果，并提出將采取三個行動：

第一，對于特定的中國商品出口美國將征收關稅。在參議院作證時，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列出了對中國征收關稅可能覆蓋的十大高科技產業，稱它們是中國在《中國制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產業，中國表示要運用科技、投入數千億元，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如果讓中國如愿以償，將對美國不利。

第二，WTO爭端解決。特朗普希望推動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中國的歧視性技術許可問題。

第三，投資限制。美國財政部將解決中國對美國的一些行業和對美國重要的技術投資帶來的問題。   

美國對中國可能采取的貿易或限制措施包括以下一個或幾個：第一，對部分產品征收關稅，例如已經看到的鋼材、鋁等；第二，更加嚴厲地對待所謂知識產權相關的問題；第三，對全部中國進口產品征收關稅；第四，對中國在美國的相關投資增加更多限制。從行業結構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偏消費品，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偏資本品和科技產品，中美貿易有一定互補性2016年來自美國的收入占A股非金融行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5.0%，而美國標普500公司來自海外的收入占比約31%，來自中國的占比為5%，所以A股市場的外向依賴性不高，有一定的風險邊際。   

由于媒體的事先報道，中美貿易戰風險再度引發市場擔憂，美股出現顯著下跌，道瓊斯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分別下跌2.9%、2.4%、2.5%，單日跌幅較高，歐亞股市亦跌幅較大。從基本面來看，貿易戰對美國的經濟帶來了負面消息，隨即而來的就是世界各國主要的資金主體大量拋售國債，使得美國十年期國債突破3%的關口，在美國中長期的宏觀經濟學角度來分析是表現了明顯的通脹預期，如果持續的貿易戰很可能將中國乃至世界推向滯脹進程。美國在加息周期中，本來就是一種縮表經濟模式，發起貿易戰短期內對美國經濟是負面的，但是從長期來看，改善貿易逆差和制造業回流是美國經濟提振的必然道路。所以中美貿易戰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破而后立，素有史鑒。

二、貿易戰的持續對中國轉型發展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中美貿易戰可能同樣打擊A股的風險偏好、致使股市波動，近期的A股不振以及波動顯而易見。此外，貿易戰影響出口需求和經濟增長速度預期，對債券市場產生一定的利好作用，有利于10年國債收益率回落。在產業方面，我國高科技領域產品的出口和投資、發展前景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抑制。美國貿易代表處特別指出的《中國制造2025》中強調發展的十大行業，其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自動執行功能的高檔數控機床和工業機器人、航空航天設備、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新能源裝備、高鐵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中美貿易戰的直接影響就是我國現在經濟轉型的重點行業，對于此事需要辯證地分析，因為有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的道路本身就是困難重重，所以國家后期會對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加強，這也是可預見的投資板塊，需要著重進行市場跟蹤和分析。

中美雙方的交鋒在短期內仍將持續。而在雙方理解了對方的戰略意圖后，彼此都會回到談判桌上，近期也在持續進行兩國磋商，最基本的現狀可能是邊打邊談。在中國對美出口大約是對美進口的約3倍的背景下，可能還會由中國做出更多的妥協與讓步，短期來看可能對于我國的出口帶來一定的沖擊。從靜態的角度分析，美國指定征稅金額約為500億美元，如果按照25%的稅率，那么這僅僅相當于中國GDP總量的0.1%，對于經濟的短期影響有限。因此，我們可能也較難看到國內的政策因為貿易戰而放松，應該更關注其對于經濟的長期影響。

盡管從歷史上看，不論是80年代美對日301調查，還是90年代美對中的301調查，都未徹底改變中日當時的產業格局。在2014-2015年，中國傳統產業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額已經見頂。隨著中國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經濟體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經超過15%，以3%-4%的全球經濟增速帶動6%-7%的中國經濟增速已經愈發困難。而301調查對于中國進口設限的，恰恰是我國競爭力提升較快、出口增速較快的行業，這部分產業也是我們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的過程中，所需依賴的戰略性新興產業，301調查對于技術轉讓以及投資收購的限制，也增加了我國產業層面實現技術趕超的難度。但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降低對于海外的依賴，也是我國在轉向創新驅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中國還擁有廣大而有潛力的國內市場，并且在政治和外交上更加獨立自主。因此，此次貿易戰并不會在根本上改變中國轉型發展的道路,但是在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上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要從實際出發辯證地去分析此次貿易戰及后期發展趨勢。

三、日美貿易戰警示

回顧日美貿易戰時美國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在東京協商會談時的歷史過程、磋商細節及最終協定，以作為當前中美貿易協商的參考指引，具有極高的借鑒意義。

1、美日貿易摩擦的過程

美日兩國就貿易問題進行長時間和多方面的摩擦與談判，在50-60年代初期階段，美國要求日本就棉紡織品、合成纖維等物品出口實行自愿限制，再到70-80年代，美國要求日本對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等出口緊俏商品實行自愿限制和最低限價制，當時還處于美國70年代的鋼鐵貿易保護主義的高潮期，日本為避免貿易摩擦和迫于貿易壓力，同意了相關協議。

隨著日美雙邊貿易逆差的不斷擴大，日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80年代之前設置的各種貿易壁壘并沒有顯著改善對外貿易逆差，于是美國開始將匯率作為解決貿易收支不平衡手段之一。1983年，美國總統在訪日期間要求日本開放金融市場，被認為是日美金融摩擦的起點。在美國的不斷施壓下，美日雙方成立日美政府間日元美元委員會，經過多輪談判就共同報告書達成一致。在日本國內也制定了一份《關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的報告。日元美元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促進東京資本市場自由化和日元貶值等，然而事與愿違，到1985年美元仍然處于強勢狀態，甚至相對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發布時期升值了2%，美日雙邊貿易逆差毫無改善之勢。利好的一面是日經指數也隨即在摩擦中穩步上升，但隨后的金融危機以及之后的日經指數大跌也是此次貿易摩擦的間接結果。

2、關鍵協議的簽訂

1985年9月，美國聯合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迫使日本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廣場協議”，主要是目的是希望聯合各國政府干預外匯市場，通過調整利率水平使美元貶值，從而提高美國出口競爭力進而改善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簽訂廣場協議的后果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在此遇到困難，美國人在金融市場擺了日本人一道。

日元的升值嚴重影響了其出口總量，遏制了日本制造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也為之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爆裂，陷入了長達十多年的經濟蕭條，日本的經濟一直受制于美國，出口和貿易順差在2000年達到最高點后逐步下降。

3、無底線的協議要求

市場導向的個別領域談判的最初設定將電器、電器通訊、藥品和醫療器械產品等四個領域作為談判的內容。談判主旨是讓市場競爭機制發揮作用，排除妨礙市場機制在日美貿易中發揮作用的一切障礙。

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美國將注意力轉向影響兩國貿易關系的結構性因素。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綜合貿易和競爭力法案》，次年提出開展日美結構性貿易障礙談判。之后美國啟用超級301條款，美國與日本就消除美日間的結構性貿易障礙達成協議。結構性問題包括：儲蓄-投資模式、流通領域、排他性的商業慣例、企業系列制、土地政策、價格機制等六個方面，總之，日本在各個領域都受到美國的制約和控制。之后美國再次動用超級301條款威脅日本，要求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擴大內需和從美國進口。

從圖中就能看出，日本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率一直在降低，此次日美貿易摩擦以美國全勝告終。再反觀中美貿易戰的開打，起因也是貿易逆差帶來的美國經濟不振，為提振經濟，增加國內生產以及化解貿易逆差，達到以出口促進經濟的目的。日美貿易摩擦可以看出，美國對待貿易戰的方式是強硬、無理的，我國能積極應對是有效的方式與選擇是好的開端，但是后期是否會在摩擦中占得優勢從而不走日本在貿易戰的老路，還需后期隨時關注中美貿易戰實時進程。

四、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及市場展望

中美貿易戰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直接的，現階段呈現較為平和的態勢，但在未來中國是否會走日本的老路還需用現實結果驗證，其中直接影響可從兩方面來分析。

1、市場方面，前期美股暴跌引起的波動性上升以及全球共振效應尚未消退，加之中美是風暴的中心，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同時中國也已做出回擊，中美貿易戰風險可能同樣打擊A股的風險偏好、致使股票市場波動。此外，貿易戰影響出口需求和經濟增長速度預期，對債券市場產生一定的利好作用，有利于10年國債收益率回落，長期國債的回落也是長期定向的一種流動性釋放。在此基礎上，市場的反映還需關注美國加息的進程，可能現在的加息程度和頻率被市場過早反映或之后體現，但畢竟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指標體現，這種反映首先體現在外匯市場，進而金融市場，更甚是實體經濟的影響。美國加息周期的前期，由于良好的整體經濟、金融體系使得市場反映不是很大，但依然需要后續著重關注。

2、產業和基本面影響方面，我國高科技領域產品的出口和投資、發展前景可能都受到一定的抑制。此前我們便提示過，此次知識產權調查最可能涉及的領域是包含微型芯片、電動汽車在內的電子、機械、運輸設備等高科技產業。這些產業一直都是中國制造的重點，但是轉型的本質也是從制造向創造過度，此次的新興制造業貿易壁壘反而給我們一次轉型的契機，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真正需要的是科技創造帶來的又一輪經濟擴張，這需要新一輪的產業整合，包括憧憬的軍民融合領域。

中美貿易戰期間，10年期美債也是創歷史的突破3%，再加之我國10年期國債的相對回落，進一步縮小了中美兩國的資產價差，由于價差縮小，資金可能更偏好美元資產，從近期美股和美指強勢反彈就可以驗證。中國的金融市場在將來要時刻關注匯率情況，包括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就是人民幣，人民幣是中國經濟發展以及外交貿易的根本，經濟全球化也是希望人民幣能成為世界重要結算貨幣，像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一樣，這樣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F階段的經濟發展不是為了解決溫飽和安逸生活，而是朝著大國崛起與民族富強的發展前進，人民幣的主導地位也是這個目標的直接體現。

綜上所述，中美貿易戰邊打邊談，可能會先在實體經濟進行相互讓步，再轉至金融市場，后期要時刻關注匯率市場，而后需要考驗房地產市場與實體經濟的資金流向關系,以及債市的后續發展。

五、總結

    第一、宏觀經濟方面，美國歷次的貿易摩擦所形成的貿易壁壘可以有效的收窄貿易逆差，但是對于中國來說相對封閉的經濟市場和人口龐大的國家來說效果可能不會太顯著，所以后期美國會有更多對應政策和手段。世界兩大經濟體的貿易戰對于市場的影響是敏感的，所以在宏觀理論上著重分析至關重要，需要持續跟蹤各項宏觀數據，關注匯率市場和金融市場，做到不排除任何可能的摩擦結果的準備，甚至是由貿易戰而引發的多方面摩擦。

第二、金融市場方面，現有的金融市場配置應該更多地結合宏觀層面考慮，多以短線操作為主,注意市場流動性風險，因為在美元加息和貿易戰的雙重壓力下，中國企業發展的關鍵在于流動性，資金鏈的健康才是抵御外部風暴的最好工具。所以在二級市場上的選擇更多的是需要重視公司經營性現金流，其次再看市場偏好、估值、股本結構和行業發展的趨勢，是以價值投資為基本的經營性現金流的考核性投資。細分到具體的投資行業模塊，首先考慮的是國家戰略環保、醫療、先進制造業等領域，再者是貿易戰所涉及的一些發展成熟的領域，高精尖的獨角獸行業與企業都值得關注。

第三、在現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強監管的去杠桿行為使得金融企業在一些投融資上嚴重受限，一些新形勢的投融資模式也應運而生，從16年的非標潮到17年的杠桿式的保底定增，再到現在的增信保底定增，是行情和政策孕育了這些模式，但是這些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數次的監管屏蔽也說明了這點，投資的方式歸根結底是要改。同時，有效的投資是需要提前的預判性，不單單是市場方向的預判，更重要的政策方向和大經濟環境的方向。中國式體系就是無論在什么樣的框架下依然可以找到合理的模式，其實任何一種資本運作模式其本質是將利益有效的傳導至實體經濟，而不是留在金融機構中，這本身就是一個違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一種經濟發展方式。所以，中央的意圖很明顯，轉型依然持續，各個領域依然需要去杠桿，在維持金融環境穩健發展的前提下應對世界格局的變化，形成有效的增長式經濟體系。面對現如今的市場環境，需要謹慎和增強宏觀投資意識，選擇優質資產，警惕流動性風險。